郑非评《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分裂的偶然与必然
《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
匈牙利人首先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1867年协议赋予了他们对帝国宪政安排的单方面否决权。生活在捷克地区的德意志人也不满，他们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向来居于本地社会经济的上游，不愿意捷克人由于人口多数占据政治主动地位，从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不喜欢。因为谈成这个协议的人是德意志自由派（他们在1867年至1879年负责主持国政，当然大权还在皇帝手中），比起匈牙利人来说，皇帝本人更害怕德国自由派，他害怕他们同捷克人联手进一步针对王朝。所以皇帝最后否决了这个协议，放任两元结构继续摧毁他的帝国。
六
1867年后的十数年里，德意志自由派控制着内阁。他们继续推行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同皇帝争权。但是德意志自由派的根基并不牢固，在西部帝国，德意志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受惠于施默林所设计的有限选举制度，他们才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由于自由派同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纷争以及自由派对中央集权的坚持，导致他们缺少盟友，只能单打独斗。捷克人长期抵制帝国议会，不予出席。
1873年，奥地利爆发经济危机与政府腐败丑闻，自由派遭到严重打击，相当多的德意志人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转向对国家的依赖。1878年，自由派在国会投票反对吞并波斯尼亚，这激怒了皇帝，也给了皇帝以借口。1879年，皇帝任命自己的童年好友爱德华·塔费伯爵（Eduard Taaffe，1833-1895）担任首相，塔费的执政策略是联合少数民族及保守派组成一个联合执政集团——又被称为钢铁集团（iron ring），来对抗德意志自由派。他颇有作为，到他下台的时候（1893年），德意志自由派已经从一个大党被削弱成一个小派别。
塔费的问题是，他集合起来的党派集团个个只关心狭隘的民族和集团利益，国家政策没有一致性，而是各利益集团交易的产物。以后的人称之为菜市场政治，这点倒并不奇怪。政府为了收买各民族，大肆扩充官僚队伍（封官许愿），花在官僚上的钱在特定年份要超过军事开支的五倍。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一战前夕，尽管一些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一时代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治、民权与社会都兴盛的进步时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兴盛同中央层面的政治僵持并行不悖。奥地利逐渐进入了一个大众政治时代，选举权一步一步扩大并最终在1907年实现了普选，但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以某个民族与族群为基本盘，他们竞相争取国家好处，彼此争斗不休。
这种菜市场政治从两方面损毁着人们对帝国的信心。一方面，议会内缺少稳定的多数，议会政治常常因为一个地方政策矛盾停摆。帝国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当帝国议会休会时，皇帝可凭敕令颁布紧急立法。而这种敕令时刻越来越多，1897年到1904年期间，敕令被动用了九十七次之多。在1903至1905年期间，议会干脆没有通过任何预算案。各政治派别由于达不成交易，于是争相同官僚机构勾搭，于是整个帝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官僚绝对主义时期。另一方面，这种菜市场政治为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做了充分的舆论和心理准备。为了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地区的行政语言应该是哪个这样的文化议题，人们争斗不休。1908年11月，为了语言教育问题，布拉格城内两万德意志和捷克暴民相互攻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冲突，斯拉夫民众扯下国旗，高唱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国歌。
德意志人，过去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最忠诚的拥护者，这个时候由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妥协勾搭，也怨气冲天。他们不仅在口头上抗议，同时也诉诸行动。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42页）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吸引了大批德意志人，比方说1882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舍内雷尔（Georg Ritter von Schnerer，1842-1921）制定了所谓的《林茨纲领》，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反而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顺便说一下，这个人被他的拥护者尊称为“元首”，他也是煽动街头暴力的一把好手）。他把德国皇帝而非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帝国议会里面的有些德意志下院议员跟他一样，每听到霍亨索伦家族（德国皇帝的家族）的名称时就欢呼叫好。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是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固然自高自大，但也不乏开放性，因为不管是谁接受德语教育，也就被认为是德意志人），开始从血缘上来看待民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一般说德语，也自认是奥地利人，具有很强的德意志认同。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大众民主的兴起与冲击，很多德意志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的竞争之上，于是犹太人首当其冲。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就在维也纳，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犹主义揉为一团。而希特勒的青年时代正好生活在维也纳，他日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他崇拜卢埃格尔，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维也纳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坚难、最彻底的学校。我进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变得安静而严肃。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基础，也获得特定政治观点，后来我只需要对它进行详细补充，但它从未离开过我。”（Stuart Tindale Miller, 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p.271.）
当相当多的德意志人在心理上也抛弃了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实际上已经消逝了。有种说法是，八零年代到一战之前的三十年，是帝国躺在床上苟延残喘的年代。以后帝国在一战中遇到重大挫折后，就相当平静地分崩瓦解，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七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贾德森这本书里面轻描淡写带过去的，但从这些方面看，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又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有其结构性的因素。问题似乎出在王朝的历史选择上，在好几条可能会统合国家的路径上，它都似乎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它没有能够在德意志、捷克与匈牙利之间建立足够的平衡；它建立绝对主义统治的时间过晚（十八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就不能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完成社会统合（如英法）；它镇压了1848年革命，没能让地方主义遏制住民族主义（如瑞士）；它为了王朝利益首先通过绝对主义消灭了可平衡民族主义的各地方势力，接着又利用民族主义来抗衡德意志自由派；当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它在1867年建立的共治体制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方案，反而封闭了帝国联邦化的真正可能。总而言之，无论是统一还是隔离，王朝都不得其法。
贾德森在这些王朝失策上的轻描淡写，也许是出于对一个多元国家的同情，有点“君非亡国之君”的感叹在里面，但是，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没有必然亡国的形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则确实是亡国之君。
匈牙利人首先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1867年协议赋予了他们对帝国宪政安排的单方面否决权。生活在捷克地区的德意志人也不满，他们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向来居于本地社会经济的上游，不愿意捷克人由于人口多数占据政治主动地位，从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不喜欢。因为谈成这个协议的人是德意志自由派（他们在1867年至1879年负责主持国政，当然大权还在皇帝手中），比起匈牙利人来说，皇帝本人更害怕德国自由派，他害怕他们同捷克人联手进一步针对王朝。所以皇帝最后否决了这个协议，放任两元结构继续摧毁他的帝国。
六
1867年后的十数年里，德意志自由派控制着内阁。他们继续推行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同皇帝争权。但是德意志自由派的根基并不牢固，在西部帝国，德意志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受惠于施默林所设计的有限选举制度，他们才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由于自由派同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纷争以及自由派对中央集权的坚持，导致他们缺少盟友，只能单打独斗。捷克人长期抵制帝国议会，不予出席。
1873年，奥地利爆发经济危机与政府腐败丑闻，自由派遭到严重打击，相当多的德意志人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转向对国家的依赖。1878年，自由派在国会投票反对吞并波斯尼亚，这激怒了皇帝，也给了皇帝以借口。1879年，皇帝任命自己的童年好友爱德华·塔费伯爵（Eduard Taaffe，1833-1895）担任首相，塔费的执政策略是联合少数民族及保守派组成一个联合执政集团——又被称为钢铁集团（iron ring），来对抗德意志自由派。他颇有作为，到他下台的时候（1893年），德意志自由派已经从一个大党被削弱成一个小派别。
塔费的问题是，他集合起来的党派集团个个只关心狭隘的民族和集团利益，国家政策没有一致性，而是各利益集团交易的产物。以后的人称之为菜市场政治，这点倒并不奇怪。政府为了收买各民族，大肆扩充官僚队伍（封官许愿），花在官僚上的钱在特定年份要超过军事开支的五倍。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一战前夕，尽管一些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一时代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治、民权与社会都兴盛的进步时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兴盛同中央层面的政治僵持并行不悖。奥地利逐渐进入了一个大众政治时代，选举权一步一步扩大并最终在1907年实现了普选，但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以某个民族与族群为基本盘，他们竞相争取国家好处，彼此争斗不休。
这种菜市场政治从两方面损毁着人们对帝国的信心。一方面，议会内缺少稳定的多数，议会政治常常因为一个地方政策矛盾停摆。帝国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当帝国议会休会时，皇帝可凭敕令颁布紧急立法。而这种敕令时刻越来越多，1897年到1904年期间，敕令被动用了九十七次之多。在1903至1905年期间，议会干脆没有通过任何预算案。各政治派别由于达不成交易，于是争相同官僚机构勾搭，于是整个帝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官僚绝对主义时期。另一方面，这种菜市场政治为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做了充分的舆论和心理准备。为了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地区的行政语言应该是哪个这样的文化议题，人们争斗不休。1908年11月，为了语言教育问题，布拉格城内两万德意志和捷克暴民相互攻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冲突，斯拉夫民众扯下国旗，高唱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国歌。
德意志人，过去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最忠诚的拥护者，这个时候由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妥协勾搭，也怨气冲天。他们不仅在口头上抗议，同时也诉诸行动。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42页）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吸引了大批德意志人，比方说1882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舍内雷尔（Georg Ritter von Schnerer，1842-1921）制定了所谓的《林茨纲领》，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反而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顺便说一下，这个人被他的拥护者尊称为“元首”，他也是煽动街头暴力的一把好手）。他把德国皇帝而非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帝国议会里面的有些德意志下院议员跟他一样，每听到霍亨索伦家族（德国皇帝的家族）的名称时就欢呼叫好。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是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固然自高自大，但也不乏开放性，因为不管是谁接受德语教育，也就被认为是德意志人），开始从血缘上来看待民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一般说德语，也自认是奥地利人，具有很强的德意志认同。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大众民主的兴起与冲击，很多德意志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的竞争之上，于是犹太人首当其冲。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就在维也纳，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犹主义揉为一团。而希特勒的青年时代正好生活在维也纳，他日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他崇拜卢埃格尔，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维也纳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坚难、最彻底的学校。我进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变得安静而严肃。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基础，也获得特定政治观点，后来我只需要对它进行详细补充，但它从未离开过我。”（Stuart Tindale Miller, 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p.271.）
当相当多的德意志人在心理上也抛弃了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实际上已经消逝了。有种说法是，八零年代到一战之前的三十年，是帝国躺在床上苟延残喘的年代。以后帝国在一战中遇到重大挫折后，就相当平静地分崩瓦解，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七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贾德森这本书里面轻描淡写带过去的，但从这些方面看，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又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有其结构性的因素。问题似乎出在王朝的历史选择上，在好几条可能会统合国家的路径上，它都似乎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它没有能够在德意志、捷克与匈牙利之间建立足够的平衡；它建立绝对主义统治的时间过晚（十八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就不能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完成社会统合（如英法）；它镇压了1848年革命，没能让地方主义遏制住民族主义（如瑞士）；它为了王朝利益首先通过绝对主义消灭了可平衡民族主义的各地方势力，接着又利用民族主义来抗衡德意志自由派；当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它在1867年建立的共治体制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方案，反而封闭了帝国联邦化的真正可能。总而言之，无论是统一还是隔离，王朝都不得其法。
贾德森在这些王朝失策上的轻描淡写，也许是出于对一个多元国家的同情，有点“君非亡国之君”的感叹在里面，但是，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没有必然亡国的形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则确实是亡国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