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礼部贡院。

    杏花的热闹被高墙隔绝在外，院内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考生们压抑的呼吸。

    阳光从天井一寸寸移过，照在林施微蹙的眉头上。

    她面前的策论题，赫然写着：“论沿海倭寇侵扰、镇将杀良冒功之积弊及靖边安民之策”。

    林施心中微沉。

    这是前年发生的事情，后来郭侍郎查案查了大半年才从沿海回来，福州刺史陈淮也只是被不痛不痒的斥了几句监管不力，治下不严等。

    她与方惠得沈箐指点，预判策论多涉吏治、民生、漕运，乃至西北边患，为此做了万全准备。

    可这考题，却直指东南海疆。

    一个她们仅在杂报中听闻过零星片语的领域。

    考题所述，触目惊心。

    倭寇乘船而来，倏忽千里，登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

    沿海水军糜烂，官兵怯战，有为冒功而屠戮沿海渔村百姓充作倭寇首级的骇人行径。

    问题核心在于：防线漫长无重点，敌情瞬息万变，官军腐败无能。

    时间一点点流逝，隔壁号舍已有人开始急躁叹气。

    方惠那边想必也同样棘手。

    林施闭上眼，缓缓吐纳。

    慌乱无用。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陌生的“海疆”问题，拆解成她所熟悉的治理逻辑。

    她与方惠在沈箐处补足了朝政见识，但骨子里，她们是在沈章身边，亲眼见过她如何以雷霆手段在边陲云川杀出一片秩序的人。

    海疆虽远，道理相通，

    疮痈溃烂，当用猛药。

    寇患不绝，根在威慑不足。

    她并未过多纠结于海岸线漫长、敌踪难觅的技术困境，而是提笔直指核心，破题第一句便锋芒毕露：

    “臣闻：示弱则寇生，畏战则祸起。

    今海疆不靖，非患在万里海波难防，而患在朝廷决胜之心未坚，雷霆之威未达于海外！”

    这定调，已非寻常士子就事论事的策对，而隐隐带上了沈章式主动破局、以攻为守的战略气魄。

    接下来，她笔走龙蛇，构筑了“慑—断—清”三层策略：

    第一层：立威慑，以战止战。

    “倭寇敢于飘忽来去，盖因知我朝重陆轻海，水军羸弱，且多以驱离为功，无深入穷追、直捣巢穴之志。

    欲绝其念，首在 ‘改戍为征’ 。

    当于浙东、福州等地择精锐，不称‘备倭’，特设‘靖海’营，专造可御风浪、利于追剿之快船。

    不拘泥于处处设防，一旦侦知大股敌踪，即授权主将跨海追击，必要时可 ‘直趋其国，问罪于酋’ 。

    寇知劫掠必遭灭顶之灾，其猖獗之气自沮。”

    第二层：断根源，釜底抽薪。

    “寇中多为落魄武士、无地浪人，其所以源源不绝，乃因彼国有纵容输出祸水、换取我国物资之利。

    故，军事清剿之外，需辅以 ‘绝贡市，施高压’。

    可暂闭对倭官方勘合贸易，严查一切私下海舶往来。

    并明发诏谕，直言：‘汝国不能禁寇，我当代禁之。汝国若纵寇，我便视汝国为寇。’

    迫使其国内有识领主自清门户，从根源上枯竭倭寇人力。”

    第三层：清内腐，固根基。

    “至若镇将杀良冒功，此非防务之难，实乃吏治之癌。

    此辈之所以敢为，无非认定朝廷重‘首级’数目胜过真相。

    对此，当行‘首功分离，军民互监’之策。

    战功不以首级计，而以夺回人口财物、击毁贼船、稳固航线为实绩。

    另设风宪官随军，许沿海渔民、商贾直接越级呈报冤情，

    一经查实，主犯凌迟，上官连坐。

    内腐既清，军民同心，海疆纵有波涛，亦成铁壁。”

    写完收笔，林施心潮澎湃。

    这已不只是一篇策论，更像是将沈章在云川“立威、惠民、肃贪”的铁腕逻辑，经过沈箐的朝局点拨后，投射到了万里海疆之上。

    她提出了一个超越被动防守的解决方案。

    这份答卷若呈上，必将在考官中引发轩然大波。

    保守者会斥其“狂妄好战”、“有违仁道”，

    但锐意进取者或掌兵事者，或许能看到其中蕴含解决边患的另一种强悍思路。

    而这，正是沈章这一系人马，最鲜明的烙印。

    同一时刻，不远处的号舍中，方惠的笔尖也在纸上沙沙作响。

    她性格与经历让她选择了另一条沉稳周全的路径。

    方惠的破题，没有林施那般磅礴的宣言，她更冷静务实：

    “海疆之患，形于外寇，实系于内政。

    寇来如风，难在备御。

    功冒于杀，弊在考成。

    故靖海之策，首在明责实，次在固藩篱，终在绝侥幸。”

    开宗明义，她将问题拆解为内部治理与外部防御两个层面，并直指“杀良冒功”的根源在于军功考核制度的扭曲。

    这是她跟随沈章处理云川账目、梳理政务所锻炼出对制度漏洞的敏锐嗅觉。

    她的对策，环环相扣，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防御与问责网络：

    第一环：明确“连坐问责”，筑起外交篱笆。

    “倭寇飘忽，然其劫掠所得、修整补给，终需陆上巢穴。

    此巢穴非仅荒岛，往往在 ‘藩国默许之地’。

    故，当明告沿海诸藩国及岛屿酋首：‘境内有港、有民资寇者，与寇同罪。

    知寇不报、纵寇隐匿者，视为共犯。’

    并遣使持节，划定其责，令其自查。

    此法如悬刃于邻，可大幅挤压海寇陆上周转空间，迫使其失据。”

    这一条，是对林施“直捣巢穴”战略的重要补充和外交细化。

    她提出了具体的施压手段，将责任明确到具体的政治实体，使威慑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环：建立“常备水军”，织就海上罗网。

    “被动岸防，万里难周。当变守土为 ‘巡海’ 。

    遴选浙、福、广谙熟水性之健儿，不隶于地方卫所，专设 ‘靖海水军’ ，配以坚船快艇，分汛区、定航路，

    ‘无分昼夜，巡弋不绝’。

    其责非待寇至而战，而在‘遇商船则护，见可疑则查，遇贼踪则追咬不放、烽燧传警’ 。

    使海面常见官军旌旗，则商路畅而贼胆寒。”

    这里，她将林施“改戍为征”的进攻性部队，细化成了一支持续存在感的巡逻力量。

    这支部队的作用不仅是战斗，更是维持海上秩序、掌握信息主动权，将防御从海岸线推向海洋。

    第三环：改革“考功法”，根除冒功土壤。

    这第三环与林施所写大差不差，异曲同工。

    方惠的整篇策论，如同她为人一般，内敛却步步为营，周全而锋芒内蕴。

    她没有直接喊出“打服倭国”的震撼口号，只是构建了一个从外交威慑到日常巡逻，再到制度根除的常态化。

    这个方案一旦运转起来，对沿海势力形成的持续挤压和规范力量，或许比一次远征更为持久和根本。

    当她也终于搁笔时，日影已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