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晨光洒在封地书院的窗前，太子赵珩捧着一卷《农桑要术》，眉头却不像往日那般紧绷。

    三个月前，他随几位宗室子弟一同抵达封地时，怀揣的满是父皇的嘱托 —— 监视陈则宏的一举一动，探查封地 “异术” 的底细。

    可如今，书页间的稻穗插图、旁注里的密植技巧，竟让他生出了几分以往在京城从未有过的兴致。

    初到封地时，赵珩始终带着戒备。

    他出身东宫，自小接受的是 “重农抑商、尊儒贬技” 的传统教育，在他眼中，陈则宏那些 “推广番薯、开设工坊” 的举措，不过是旁门左道，所谓的 “繁荣”，也定是刻意营造的假象。

    头一个月，他每日跟着陈则宏 “视察”，却总带着挑错的心思：

    见农桑署官员教农人用曲辕犁耕地，他便质疑 “弃古法而用新器，恐失农本”；

    见集市上商贾往来频繁，他又直言 “商人逐利，过度纵容恐乱民风”。

    面对这些质疑，陈则宏从不争辩，只笑着说：“太子殿下不妨多看看，多问问百姓的想法。”

    真正让赵珩心生动摇的，是一次偶然的田间走访。

    那日，他随陈则宏来到南部乡的麦田，恰逢农桑署官员在教农人分辨小麦病害。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农，握着陈则宏的手哽咽道：“大人，往年这时候，麦田里要是生了病，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颗粒无收，全家饿肚子。如今有官爷教我们辨认病害、撒药防治，今年这麦子，怕是能收往年的两倍多！”

    老农脸上的皱纹里满是笑意，身后的麦田里，绿油油的麦秆挺拔，看不到一丝病株的痕迹。

    赵珩站在一旁，看着老农真诚的眼神，突然想起京城周边的农田 —— 去年夏天，京郊遭遇蝗灾，官员们只知上奏请罪，却拿不出半点实用办法，最后还是靠百姓自发捕蝗，才勉强保住了三成收成。

    那一刻，他第一次怀疑：自己从小信奉的 “古法”，或许真的并非无可挑剔。

    从那以后，赵珩开始主动放下偏见，认真观察封地的治理。

    他跟着陈则宏去格物院，看到工匠们用改良的熔炉冶炼钢材，比京城官窑的效率高了三倍；

    他去蒙学馆听课，见先生不仅教儒家经典，还教孩童们算术、认识农作物，孩子们回答问题时眼里的光，是他在京城太学里从未见过的；

    他甚至跟着审计署官员去核查乡吏的账目，看着他们用简洁的表格记录收支，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清晰明了，没有丝毫含糊 —— 这与京城户部那些堆满案头、晦涩难懂的文书形成了鲜明对比。

    陈则宏看出了赵珩的转变，开始带着他接触 “实学”。

    每日午后，两人会在书院的书房里讨论：

    从 “摊丁入亩” 如何减轻百姓负担，到 “专业化分工” 如何提升行政效率；

    从黑火药的配比原理，到蒸汽机的动力构想。

    陈则宏从不灌输观点，只将事实与逻辑摆在面前：

    “治理天下，说到底是要让百姓安居乐业。无论是古法还是新法，能让百姓吃饱穿暖、能让国家强盛的，便是好法。”

    他还将格物院的算学书籍、农桑试验记录交给赵珩，让他自己去琢磨其中的道理。

    赵珩越学越心惊，也越学越羞愧。

    他曾以为 “治国” 只需熟读儒家经典、恪守祖制，却不知算学能为税收提供精准依据，农学能让百姓免于饥荒，工学能让器物更利民生。

    他想起京城朝堂上的争论：

    大臣们为了 “是否该恢复井田制” 争论数月，却无人关心百姓是否有田可种；

    为了 “祭祀礼仪是否合乎古法” 互相攻讦，却对边境流民的苦难视而不见。

    这些以往被他视为 “朝堂大事” 的议题，如今在他眼中，竟成了脱离实际的空谈。

    停留满半年时，赵珩在给父皇的奏折里，不再是冰冷的 “监视记录”，而是多了许多对封地治理的思考：

    “封地之兴，在务实不在虚文。其农桑之法、行政之制，虽与古法有异，却能切实利民。臣以为，朝廷或可择其善者而从之，而非一味固守旧制。”

    奏折寄出时，他站在书院的窗前，望着远处忙碌的农田与工坊，心中已悄然埋下了变革的种子。

    他知道，自己这趟封地之行，不仅看清了 “桃源” 的真相，更看清了帝国未来该走的路 —— 而这条路，或许需要从打破传统的束缚开始。